倪克鲁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与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学研究所)
?…forallourknowledgeofthewaytheywereoriginallyfinished,weshrinkfromadmittingthattheirprimeeffectmusthavebeensheerrealism.?(“就我们所了解的它们原来完工的方式而言，我们真不敢认定它们最初的效果一定是彻底的写实主义。”)[1]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陵中的陶俑自从年被发现以来，激发起了研究者持续的兴趣。在无数展览图录和专门论文中，学者们的讨论涉及陶俑在帝陵中的象征意义和巫术功能，其作为写实性人物形象甚至作为肖像的风格特性，其制作方式，其原有的着色以及陶俑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联。[2]
然而，兵马俑以及在其他陪葬坑中发现的文吏俑、乐舞俑、百戏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至今鲜有人论及。在这些陶俑产生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在东周时期(公元前–年)，人物雕像很少被放置在墓葬中，也绝少在公共场所使用。写实性的雕塑在当时完全不为人所知。在中国本土，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持久的传统可能导致秦始皇著名的兵马俑降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始皇帝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开创的人物雕像艺术在后续的数百年间，除去小型的、偶人般的墓葬人物雕像不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始皇帝陵的陶俑在中国艺术史似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于无法将这些雕像归因于本土的传统，因而恰当的作法是寻找和论证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嬴政出生时的公元前3世纪，欧亚大陆上只有一种文化在公共空间和墓葬中放置大型雕像：即希腊文化及受其影响的西亚、中亚地区。在希腊化世界以外，北亚游牧民族生息的地区和蒙古、朝鲜半岛或日本群岛、南亚或印度次大陆上几乎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的雕塑。因而应对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区域和中国文化区域相接触的可能性加以论证。本文要探讨的是，在希腊诸城邦开创并赫然而立的雕像艺术是否可能与在秦朝的疆域内短暂繁盛的雕塑之间存在着关联。
要使得这样的设想成立，有三个方面的论据应当加以考虑。首先，与传统观点相背的是，很有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和希腊化世界之间就已存在联系。希腊化文化的东部边缘当时就位于秦朝版图的邻近地区，即今阿富汗东部。其次，中国大型公共雕塑最早的例子，著名的始皇帝“十二金人”，与西方具有明确的相关性。最后，基于现代基因研究，有初步的迹象表明，外国人，也就是西亚人或欧洲人参与了始皇帝陵墓的建造。
本文是一篇习作，但愿能就此引起一场关于见于文献记载之前的欧洲和东亚间的文化交流的新讨论（图1）。
没有雕塑的传统？
在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雕塑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并不为人所知。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或以塑造或浮雕的方式表现人像和动物。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出自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红山文化（公元前四千纪末）嵌有蓝眼珠的“女神”像，或者甘肃仰韶文化（公元前三千纪）陶器上贴塑的脸型。同样有名的是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铜塑像和铜“面具”，它们属于一个在青铜时代早期与商代王室并存的文化，其宗教观念后来消逝不存。[3]
这些早期人像的例子被创作和使用的年代，大多比始皇帝一统天下要早上千年。它们不可能是兵马俑的形象渊源，因为我们无法设想这些早期的例子当时为始皇帝或他的臣下和工匠们所知。
在秦朝人所能记起的往昔中，也就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年），只有少量、零散的人物塑像。著名的例子包括浙江绍兴出土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青铜房屋模型中小型乐师的群像、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公元前4世纪的灯座，以及其他墓葬中一些制作粗陋的侍者和其他仆役形象的小木俑（图2）。[4]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认为，这类随葬用的人像的出现与将墓室作为生人世界再现的新观念的兴起有关，这一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起逐渐在中国被接受。[5]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先秦的雕塑实物材料屈指可数，罕见的例子是至年间在西安地区，即秦帝国的核心地带，发掘的秦国和秦朝的（公元前6-公元前3世纪）的三个墓园。这批墓葬计座，属于当地居民中的显要社会阶层，随葬有丰富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然而这些墓葬中只有一座出土有一些小型的雕像（图3），而所有其他的墓葬都没有动物或人物像。[6]公元前4世纪中山王Cuo的墓葬，由于在地理位置和时间上比较接近，因而经常被用来与始皇帝陵进行对比，但在极其丰富的随葬品中没有一件大型的雕塑。[7]
人物形象在秦代以前并不是常见的艺术母题。礼器的核心由青铜容器和乐器构成，它们大多用抽象的兽面或几何纹样加以装饰。已知的例子表明，中国的工匠完全能够制造人物和动物形象。人物形象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当时缺乏塑造人像的兴趣。人像的缺失恰好是商周时期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始皇帝同时代人而言，那些抟土而成的雕塑一定是全新的事物。
以人物为样本的雕像
战国时期的墓俑大多是简单的、几乎不加以模塑成型的木质或陶质人像。它们没有向真人大小发展或逼真写实的倾向，而是只具有偶人的特征。没有一个例子像欧洲古典时期的雕塑那样，赋予人像以有骨有肉、生机勃勃的身体和表情细腻、栩栩如生的面庞。
始皇帝陵中的士兵则与真人等高，细节塑造得非常逼真（图4）。它们的面部尽管一开始时在模中压制成型，但经过细致的修整，便具备个性化的鼻型、发式等面部特征（图5）。此外它们敷有一层逼真的色彩。在几乎所有例子中，脸和手是肉色的，而衣服和铠甲上则绘以多种多样的色彩和图案。工匠们显然力求陶俑栩栩如生。他们令人信服地做到了这一点，以致于一些现代的研究者一开始也把兵马俑当成了肖像。[8]
陶俑的躯干与四肢和头部一样是由事先塑造成型、在模子中制造的部件拼合而成的。每一块骨骼和所有的肌肉，除塑造得十分写实的手之外，都包藏在厚实的层层衣服与铠甲之下。塑像显得呆板而僵硬。尽管力图做到造型逼真，但必须承认，这些陶俑并未达到希腊意义上的生机勃勃、合乎功能且“活的”身体。但在其他研究中，陶俑总是被描绘为“真人大小的逼真形象”，“具有肖像特征的个人雕像”或“写实的”。[9]
舞俑和百戏俑的身体造型则具有更强的写实风格，这些陶俑年发现于始皇帝陵封土的东南部。[10]这些雕像只以一根束腰带蔽体，大部分身体裸露在外。雕塑家力图表现身体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其中一尊雕像可能表现的是一位舞者，其上半身精心塑出胸部和腹部，双腿的膝关节和膝盖骨的结构也相当准确（图6）。另一尊舞者雕像同样是一只胳膊举起，双腿呈迈步的姿势，紧绷的胸腔上的肋骨隐隐可见（图7）。雕塑家对于身体结构的理解在一尊百戏俑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图8）。这也许是位举重者的雕像，其健壮结实的身体显示出许多解剖上的细节，诸如二头肌和肌腱，这些细节在此前的中国艺术中从未被表现过。如果再将逼真的彩绘考虑进去，我们就能想象，对于当时并不熟悉雕塑的中国人而言，这些雕像看起来必定如同真人一般。
需要指出的是，舞者尽管一只胳膊举起，但双肩却依旧保持水平，举重者的膝盖显得僵直，未经仔细处理。这些缺陷都表明，这些雕像并没有完全达到对于人体“希腊式的”理解。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大型雕塑的传统可以发展出对人体写实性的塑造，因而这便是中国人面对如何逼真地表现人体这一新课题的首次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舞俑和百戏俑的写实程度的确令人震惊。
在古希腊，逼真的人体曾是几代雕塑家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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